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徽郡的困境:1577年徽州府人丁丝绢案中所见的地方性与国家

    杜勇涛;

    大约在公元1200年至1550年(即所谓的“宋—元—明转型期”)之间,由于士大夫数百年的经营,徽州府士人的地方认同感极强。但是到了1570年代初,歙县有人提出自明初以来本应徽州府六县共担的“人丁丝绢”一直是由歙县独自承担,请求当局对此作出公正处理。由此引发一场歙县和徽州府其他五县之间的对抗,最终在1577年发生群体性抗议活动和暴力冲突,颠覆了阖府认同。在各级官府的干预下,人丁丝绢事件以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作为地方行政体系中一单位的、由王朝国家所定义的徽州又得到彰显。徽州府人丁丝绢事件揭示了中国帝制后期地方主义的几个重要特点。第一,地方认同可以同时在几个规模层面的“地方”(主要是府或县)上生成,这也就使得“乡邦”的概念在地理上很模糊,最终在所有规模层面上都削弱了“乡邦”的政治号召力。第二,“乡邦”在地理上的模糊性的背后,是虽然时有伸缩,但从来定义明确的国家权力。第三,地方认同在规模上的可变性同时也造成其作为政治力量的不可捉摸性。人丁丝绢事件也清楚地显示,徽州阖府认同从未被赋予过独立的、不可化约的政治价值。如果它对朝廷无害,能为乡人带来好处,则它就可以长盛不衰。但是如果这些条件消失,它就有可能遭到上来自国家、下来自各县的挑战,很快崩塌,并丧失对徽州作为“地方”的定义权,将其让渡给在政治权力和合法性地位两方面都比它强大得多的朝廷。在这个意义上,徽州府的人丁丝绢案极好地展示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内部的“地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贫困。由于社会和国家之间没有明显分离,地方士大夫很难像西欧的地方精英一样要求地方自有的权力和尊严,士大夫的地方主义只能在国家划定的框架内运作。在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离开国家而想象地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2020年01期 1-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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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清民国徽州的日常生活与乡村治理——以稿本《开检可观》为例

    王振忠;

    晚清民国时期的徽州,社会艰难而缓慢地从传统迈向现代。如果说以“文堂乡约”著称的陈氏,代表了祁门西乡传统的世家大族,那么,从《开检可观》一书所见的云村李氏,则是清代以来新兴的较小规模之宗族组织。两种不同类型之形成,与各该宗族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移民背景以及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本文利用《开检可观》稿本,较为详细地展示了祁门云村的日常生活,藉以考察晚清民国时期徽州的乡村治理。从中可见,徽州乡村的不少民事惯例源远流长。及至晚清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在社区生活中,外来棚民已作为重要的一员,受到当地土著的接纳,从而参与到地方的公共事务中。此外,佃仆也逐渐开豁为良,原先的佃仆、小姓通过捐输,被允许进入都约,书院、考棚、文会也出现了有限开放的倾向。所有这一切,皆与祁门西乡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这也反映了晚清以来徽州群际关系之变化与祁门农村社会的弹性与包容。

    2020年01期 15-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5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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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玄玉时代钩沉——四重证据法的新尝试

    叶舒宪;

    采用考古发掘的实物新材料,求证距今5500至4000年的中原及西部地区玉礼器所用玉材来源——墨绿色蛇纹石玉,依照《山海经》黄帝与玄玉的相关命名,通过中原及周边的19件玄玉标本,说明中原玉文化发生期的最早时代为“玄玉时代”。讨论西玉东输运动从深色调玄玉到浅色调黄玉青玉白玉的依次登场之多米诺效应,并最终取代玄玉的过程。这是通过实证手段求证华夏文明五千年主脉络的新尝试,凸显文学人类学派四重证据法在探寻和重构失落的历史文化方面的方法优势。

    2020年01期 31-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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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生、异相与异象:“天命”神话建构王权叙事的路径

    王倩;

    “天命神话”指以宣扬“天命”思想为主的神话,主要包括感生神话、异相神话与异象神话。自汉代至晚清,在中国正史中,感生、异相与异象成为历代帝王神圣诞生神话必不可少的叙事情节:帝王或因其母亲感天受孕而生,或天生异貌,或出生之际天降异象。这三类“天命”神话本质上是政治神话,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建构意图。借助于帝王诞生这一神话主题,“天命”神话通过感生、异相与异象这三种方式介入王权历史叙事。在此过程中,作为元叙事的“天命”神话因其表述皇族的神圣起源而进入历史,进而成为王权意识形态建构的塑造性要素。根本上说,自商周以来关于“天”的神话信仰,作为“天人感应”核心内容的五行理念,以及关联宇宙论所强调的“天命”观,三者的相互作用催生了中国正史中的“天命”神话。

    2020年01期 45-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8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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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殷商之上帝或非在天——三代鬼神世界观范式转换新探

    郭若愚;

    夏商周三代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鬼神世界观范式。第一种大致产生于仰韶文化时期,持续至殷商早中期。此时生业问题是主要问题,人们主要崇拜自然神,川泽山林被认为是鬼神世界之所在。第二种鬼神世界观范式在龙山时期出现,成熟于殷商早中期并结束在周灭商前后。在这一时期,阶级问题是主要问题,祖神地位逐渐居于自然神之上并进而融合自然神。而鬼神世界之所在也从川泽山林转移到宗庙中。上帝是祖先世界的最高神明,他只与其后裔殷人交流,商王室以此有了不移的天命。第三种鬼神世界观范式是周人宗教改革的结果,周人将上帝与鬼神世界高升于天,以天地分割了人神世界,使上帝不能以祖神的身份居于殷人的宗庙中,以此打破殷人对于天命的垄断。也就是说,三代鬼神世界观经历了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上帝绝非一开始就在天上。

    2020年01期 55-6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3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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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审裴頠与贵无论之关系

    林凯;

    裴頠对贵无论有着双重态度,一方面为对治西晋元康时期偏执空无的贵无论,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崇有论体系,但受限于对治情境,这个体系依然存在层次缺失,并因此制约了其理论的深入;另一方面在追求整全真理的意义上,他实质又肯定一种“真正”的贵无论,认为它通于融贯有无的最高哲学。就其批判的现实指向看,裴頠的崇有论旨在针对当时的贵无论,而无意针对王弼贵无论乃至整个魏晋前期的贵无论思潮。进一步就学理看,裴頠的崇有论其实也无法对王弼贵无论乃至后来有所偏执的阮籍贵无论构成真正有效的批判。所以无论从事实或学理角度,崇有论都不适合被整合进魏晋玄学“有无之辩”或“自然与名教之辩”的逻辑闭环之中。如若淡化对思想史特定发展逻辑的强调,崇有论的思想意义或能得到更好揭示。

    2020年01期 64-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8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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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清之际王时敏家族的戏曲活动与江南戏曲生态

    郭英德;

    明清之际苏州府太仓州的王时敏家族,与盛行于江南的昆曲艺术缔结了密切的因缘关系。从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开始,王氏家族的“剧迷”传统传承一百数十年,绵延不断。王时敏一生深嗜戏曲,自备家班,与其子王抃、王抑等一起,频繁举办厅堂演剧,撰写戏曲剧本。这些戏曲活动成为明清之际文人“游于艺”的一种生存方式,并在江南地区营造出独特的戏曲生态,推进了戏曲艺术文化品位的提升和表演技艺的新变。

    2020年01期 74-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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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杜甫七律诗的结构方式论析

    赵继承;

    杜甫七律技法纯熟,足为后世垂范,其结篇之法尤为后人称道,古人对此已论之颇备。但出于写作需要,各结构形式在具体实现方式上必定有所变化,从而衍生出更多的次级结构类型,对此问题的探讨却仍付之阙如,实有详加梳理之必要。在此即以整理杜甫七律诗各结构形式的次级结构类型为切入点,细致分析各类型的具体结篇方式及其特性,从而全面深入地解析杜甫七律的结构方式和技巧。不仅如此,通过对杜甫七律结构方式的梳理,还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古人所谓起承转合、前后解等结构理论的合理性。

    2020年01期 82-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11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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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构式化与构式化等级——基于反预期类“X了”构式的考察

    张宏国;

    构式化是语言的一种动态演变过程。“X了”用作反预期类话语标记的构式形式主要有“完了”“坏了”和“糟了”,其构式化动因和机制包括句法位置、经济原则、认知隐喻、重新分析。从构式义的不可预测程度和构式语言结构的紧密程度视角来分析,话语标记“完了”“坏了”和“糟了”分别具有高级、中级和低级的构式化等级。反预期类话语标记“X了”的构式化等级差异主要源自“X”语义的差异。

    2020年01期 91-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28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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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代军解研究

    周晓光;刘永晋;

    明代的军解是承担徭役的特殊人群。为解决贯穿王朝始终的军士逃亡问题,明廷主要采取“实行伍”的“清勾”与增加兵户数量的“充军”两种办法,而军解就是承担军丁解送工作的人户。军解主要由民户担任,在解送正军的同时也要佥解军妻,基本原则是一军配备两名军解。虽然军解是按照户等进行佥派的,但没有统一机构负责,采取的是军卫和有司分别管理的方法。作为清勾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军解受其影响而存在着远调之苦、吏弊之害、重勾之累和制度之扰四大弊端。虽然有识之士针对这些弊端提出了一些因应之策,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弊端。

    2020年01期 100-1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33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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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我国垄断协议规制制度的实施与完善——以《反垄断法》修订为视角

    王先林;

    垄断协议规制制度作为我国反垄断法基本实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的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并在实施十多年来对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既有对相关规则的理解和适用中的问题,也有规则本身的问题,因此需要相应地进行修订完善,包括完善现有的条款,也包括新增一些条款。例如需要完善现有的垄断协议定义、豁免条款和垄断协议的法律责任等;新增串通招投标条款、安全港条款和轴幅协议条款等。

    2020年01期 109-1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33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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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恶势力形态的认定及其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刘宪权;林雨佳;

    恶势力形态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概念,但又与刑事责任存在密切的联系,具有刑事政策性、司法指导性以及抽象模糊性等特征。恶势力形态的认定对于限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圈的大小,落实扫黑除恶斗争中“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要求有着重要意义。恶势力的成立要求符合“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点。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成立要求成员较为固定,并且有明确的犯罪目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社会性和非法社会控制性。对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会影响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所以不应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当原则。

    2020年01期 118-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3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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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法典中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构建

    汪金兰;孟晓丽;

    亲子关系确认制度是亲子法的核心内容,许多国家的民法典均对此有明确规定。从比较法角度来看,亲子关系的推定与否认构成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基本内涵,但各国亲子关系确认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我国立法仅规定,对亲子关系存在异议的可以提起诉讼,但提起请求权的主体、推定与否认的事由等亲子关系确认的实体规则缺失。未来立法应顺应子女法律地位“一元论”的趋势,统一保护各种情境下出生的子女的权利,从生物学、伦理学、社会学三个维度综合考虑亲子关系的推定与否认,形成体系化的亲子法制度。

    2020年01期 126-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3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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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构建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发展路径与突破方向

    张杰;

    一国最优动态金融结构的动态演化最为基础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体中代表性企业和主导产业的发展周期、创新行为特征以及所内含的外部融资需求特征。当前阶段,以垄断性大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功能为主的我国金融体制结构性问题导致了现有大银行体系与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各种内在需求之间,当前金融规模扩张、金融工具创新与推进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转型升级、培育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方面所内含的诸多融资需求之间,都发生了严重的背离和错配现象。在辨析当前中国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还是全能制银行、股份制银行还是民营银行、大银行导向还是股份制中小商业银行地方化专业化导向等四大重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今后金融结构性改革的突破方向以及相应的具体改革举措。

    2020年01期 136-1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54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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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成因与对策

    杜宇;吴传清;

    构建协调我国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是新时期促进更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根据南北地区GDP占全国比重差距的演变特征,将1952年以来南北经济差距变化划分为均衡发展、相对平衡发展、差距持续分化三个阶段。南北地区在产业结构优化与新旧动能转换、国内外市场发展水平、要素承载能力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是导致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新时期把握优化南北经济发展格局的主线,应加快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建全面协同开放新格局,推动市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2020年01期 148-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1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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